”八排房“五排五号

       1983年7月毕业后，我被分配至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，同时分到了半间宿舍———“三排房”第三排西数第七号的二分之一。舍友是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张宪平兄。因宪平兄另有住处，且知我舍此更无安身之地，所以，无论是在我婚前或婚后，从未至舍中“打扰”过，实际是把他的一半也让给我了。对宪平兄的厚赐，时至今日，我仍心存感激。若非他的慷慨赐予，我无法安心地在那个十二三平方米的小房里成家、生活。

　　房子的门左是窗，在门外右边靠墙的地方，我们用捡来的砖块、水泥板，自己动手垒了个放煤球炉子的“伙房”———也就一平米大小、一米多高吧。晴天还好，雨天做饭就必须一人撑伞一人操作了。若非有个小生命要来到这个世上，在这里生活还是可以的，但小生命一来，再增加护理小生命的人，这环境，可就真是不好办了。为了在小生命降生之前解决掉这个难题，真没少给单位领导和校产科那位高高胖胖的老头儿添麻烦。但直至儿子问世，难题仍未能解决。

　　好在是寒假中，隔壁邻居、家在农场的刘先生回家过年了，走时留了钥匙，亲朋来了，可临时在他屋里坐坐。晚上休息时，母亲、妻子、儿子同睡一床，我则用晚上伸开、天明腾地儿的折叠床。好容易熬到儿子满月，母亲便带上妻儿回老家了。

　　俗话说“安居乐业”。居之不安，集中精力工作也难。在妻儿回家的那段日子，除时时给单位领导唠叨房子的事情外，也没少往校产科跑了。谢天谢地，经多方面做工作，终于有了好消息，校产科答应在“八排房”给调剂一间带厨房的新宿舍。说实话，当年初闻喜讯的心情，真比现在捡到一套别墅都高兴。

　　新宿舍是“八排房”第五排东数五号，和正房对着的是一约六七平方米、八成新的厨房。要知道，“八排房”的教工宿舍，亦非每户都有厨房的；因厨房非学校统一规划建设，即使有，也不一定有这个大、新。

　　1985年“五一”前的一天，我们搬家了。由“三排房”第三排西数七号，搬到了“八排房”第五排东数五号———这个一直生活了八年之久、直到1993年才离开的家。

　　八年间，有与亲人共度的艰辛岁月，有水深火热的故事，更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温馨时光。

　　奶奶

　　妻子50天的产假结束，该上班了。冬去春来，也到了春耕春播的时候。因为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，分身无术，照顾儿子的重任便落到了年已65岁的奶奶肩上。

　　我知道奶奶晕车，因为小时跟奶奶走亲戚，见她坐上牛拉的地排车，便再不敢睁眼睛。从家里到县城，从县城到聊城，再从聊城汽车站颠簸到学校，老人家该是怎样地难受啊！进门时，其强提精神打了声招呼，便躺到床上休息了。

　　奶奶不仅晕车，还转向，看儿子的两年多时间里，一直认为学校是坐北向南。直到晚年在市中医院做完白内障手术，站在病房窗前遥望对面的学校时才说：“南边不是大学吗？那红旗真新鲜。”但一进学校的大门，又把北变成南了。然转向归转向，因为一开始便认为南是北，习惯了，就像本来就如此一样，并不影响生活。

　　奶奶初来的时候，我领着她熟悉环境，告诉她这里是厕所，这里是我上学时的教室，这座五层楼是前两年刚建好的图书馆，我就在这楼的一层西头上班。并带老人家参观了我的办公场所，告诉她以后有事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找我。走出图书馆大门向南，见一些学生正在操场活动，奶奶说：“一个个又蹦又跳的，都是好劳力……”不久，奶奶便能独立承担起看护重孙子的任务了。

　　考虑到奶奶被孩子淘了一天，晚上需好好休息，便把折叠床安在了厨房里。为防中煤毒，睡觉时就把炉子搬至屋外。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一是折叠床又窄又软，奶奶又上了年纪，晚上根本休息不好。二是没地儿放老人随手用的物品，很不方便。于是，添置新床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。但看上眼的床都得一百多元，我们夫妇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，本就是“月光族”，无积蓄，一时半时还真买不了。正在犯难的时候，大妹知道了，便让妹夫动手做了张漂亮的大木床，真是雪中送炭！但，奶奶并没有享受到这张新床，她认为新床三面有挡板，重孙子马上就会坐、会爬了，用起来更安全。考虑到我们用的那张床是结婚时新置办的，虽说不上好，但毕竟也是花真金白银买的，床架子70元，竹片儿8元，铁丝2元。因为是自己动手绑扎成形的，知道没大毛病，现在只是铁丝松了，才一碰便吱呀吱呀地唱歌。紧紧铁丝，再用个十年八年的也坏不了。便依从了奶奶的安排。

　　床的问题解决了，接着又来了新问题：雨季马上就要到了，屋外放炉子的问题必须解决。事不宜迟，寻了些旧房拆下的砖瓦、木板、木棍，海叔又从老家带来了一些材料，仅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，便在厨房前接出了一米多宽的一个“小屋”。“小屋”矮是矮了点儿，我站在里面抬不起头来，但奶奶、妻子是无须低头的。再说，东头可以放些煤球，不仅有了放煤球炉子的地方，还为事后用燃气灶预留了空间。而且，在正对炉子的地方还装了个可以开合的小窗户，真是不错！奶奶的屋里除碗橱外，马上变成了安静、独立的卧室。

家庭合影            左起：妻子、奶奶、儿子、作者        图片由作者提供

　   海叔不喝酒，所以只下了一大碗炝锅面，打了两个荷包蛋。本准备炒菜的，他说干活要紧，炒菜太耽搁时间。所以边吃边喝，不到十分钟便又干活了。

　　说实话，除了有个大头菜，还真没什么好吃的可做。因为我们平时除了应时的菜蔬外，常吃的也就是大头菜了。一般是中午炒个菜，多数是素的，量适当大些，再佐以咸菜，如五香疙瘩之类。大头菜之所以是常备菜，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：一是容易存放，二是操作省事、方便，三是也确实不难吃。块儿切得适当大些，放上葱花、姜丝，大火爆炒，当菜边儿一软，已沾染些酱油的红色，关火，放入蒜片儿，炒匀出锅。酱香味儿、菜香味儿、蒜香味儿扑鼻。我第一次吃大头菜，还是七岁时随奶奶去青岛舅爷爷家，那情景终生难忘：舅奶奶先是给我冲了碗炒面，里面放了两块儿钙奶饼干，然后端上桌的便是一大盘炒大头菜了。我真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时至今日，在各色菜蔬中，大头菜仍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种；在各种稀奇古怪的饼干类食品中，我首选的还是青岛钙奶饼干。

　　现在是来了尊贵的客人才在家里做饭吃，当年是来了尊贵的客人才去饭店。而就我们来说，基本没去过饭店，都是在家待客。到大门口的小卖部买瓶2.75元的玻璃纸包着玻璃瓶的东昌老窖，再准备四个菜。有大头菜的时候自然是必备的一个，此外就是菠菜、韭菜类的时蔬，称点肉或买块儿豆腐，但炒花生米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老家种的花生，晒干了，背一袋子来，客人来时，奶奶也会一只胳膊揽着重孙子，帮着剥花生皮儿。一次，儿子抓到一粒花生米便往嘴里送，我怕他卡着，急忙抓住他的小手抠了出来，惹得儿子哇哇大哭。奶奶起身抱着、哄着，但随手捏了两粒花生米放入嘴里，嚼嚼，口对口地喂给了儿子。我说：“这不好。”意思是不要这样喂他。奶奶则说：“咋不好？长果粒（我们老家把花生叫长果，花生米叫长果粒）是好东西！”

　　一天中午，妻子下班带回两棵葡萄苗儿，小手指粗。奶奶稀罕得了不得，趁妻子做饭之际，便催我栽起来。说不及时栽上，根一干就不易活了。我在门外右侧空地上挖坑、浇水、培土，忙活得差不多了，饭也做好了。吃饭时，奶奶讲了她中午遇到的一件事情，说：“这里的人真有钱，见啥买啥！一个推着车子卖毛头头儿的，都围上去买。”我没听明白：“什么毛头头啊？”听奶奶解释完，才知是“毛芋头”，不由得笑起来。奶奶很是纳闷儿，那黑黑的、长毛儿的东西也能吃啊？

　　奶奶的脾气很随和，时间一长，也有了朋友——几个年龄和她相近的老太太。一个是妻子的姨姥娘，高个儿，面白，有性有活，说话声音高八度，认直理。姨姥娘结婚不久，丈夫便参军走了，从此再没回来。老婆婆想儿子，眼睛都哭瞎了，后又卧病在床。族中人本以为姨姥娘会走的，因为无儿无女。不成想，她疼惜婆婆，根本就没走的打算。整整十三年，给婆婆端屎端尿，直至其归天。见她不走，惦记她家宅地的人，没少给她出难题儿，但她硬生生地挺过来了。后来抱养了一个婴儿，拉扯成人，当起了老奶奶。姨姥娘来了，便帮着奶奶带孩子，洗衣、做饭。晚上和奶奶一块儿休息，家长里短，谈得甚是热闹，有时在门前的小路上便能听见她们的笑声。姨姥娘的为人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不仅亲朋邻里，连乡镇负责民政事务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，因为知道老太太是革命烈属。

　　奶奶和姨姥娘见面不多，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也不长，但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直至晚年都相互牵挂。见到我们时，便会互询对方的情况，让我们转达问候。姨姥娘说奶奶：“你看老太太多好，整天乐呵呵儿的，没见人家着过急。”

　　奶奶的另一位朋友，是个看孙子的太太，年龄比奶奶小几岁，两人见面，也能天冷天热地寒暄一阵儿。

　　奶奶还有位朋友，也是与奶奶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：后排郑老师家的保姆。他中等个儿，白净，偏瘦，眼睛细而长，穿戴整洁，说话细声细语，笑吟吟的。但，一看就是个有主见的人。奶奶说，这也是个苦命的人，经历和姨姥娘差不多：结婚不久，男人便随军走了，没留下一男半女。老太太至今仍是孤身一人。后来听说她男人去了台湾。大约有一年时间，不是奶奶抱着孩子去找她，便是她抱着孩子来找奶奶。有时晚上不抱孩子了，也会来奶奶小屋里聊一阵儿，叽叽咕咕的，聊的什么内容就不清楚了。

　　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看见奶奶一手揽着孩子，一手拿着个破纸箱子，觉得很不雅观，便说：“捡那东西干啥，还不扔了！”奶奶说是给郑家保姆的。

　　这天，我到书店办完事没回单位，和奶奶一块儿在家看孩子，奶奶像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快开支了吧？”她把发工资叫“开支”。我有点儿不解，您怎么知道要“开支”？怎么关心起这事儿来？我说还得两天。奶奶也没再说什么，便抱着孩子到门外去看葡萄了，说：“地都干了，快浇点水吧，看青枝绿叶的多好看。”可不，枝头已长出了好几个新叶。这些天忙得还真没顾上认真看过它。

　　像葡萄树一样，儿子是一天天长大了，转眼已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。1987年暑假，我到青岛党校参加一个音韵训诂方面的短训班，妻子也请了假，一起带奶奶去看望在青岛工作的舅爷爷、舅奶奶。同时也借机带儿子玩玩儿。舅爷爷夫妇陪我们看了湛山寺、小青岛、栈桥。我和妻子还带着儿子去了崂山。

　　舅爷爷家距党校不远，嘱我到家来吃住，15天的时间，舅爷爷夫妇挤在另一间的小床上，把大床让给我们三口，奶奶睡折叠床。现在想来，也真难为两位老人家了，大热的天儿，一下增加了四口人，又得管吃，又得管住！

　　新学期开始，儿子便上幼儿园了，小小班。中午管饭，能睡午觉。去幼儿园的那天，奶奶执意要抱着儿子，像是谁要抢走她的重孙子似的。孩子在家自由惯了，刚上“笼头”，难免不适应。那不，一个小女孩儿便死活不肯离开母亲的怀抱，边哭边喊：“我不上幼儿园，我要把幼儿园拆了！”幼儿园的阿姨从奶奶怀中接过儿子，奶奶呆呆地站在那里。我们怕儿子醒过神来哭叫，便催着奶奶回家，我看见奶奶的眼里噙着泪花，一路上都没说话。中午吃饭时，奶奶吃了几口便放下筷子说不饿，不想吃了。第二天吃中午饭时，奶奶说半晌的时候去幼儿园门口看儿子了，没看见。我说，小孩子都得有个适应的过程，您再不要去看他了。奶奶没说什么，那眼神儿像是在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　　没有儿子淘了，奶奶反而住不住了，要回家。等母亲来接她的那天，却找不到人了。郑家保姆的屋里没有，厕所里没有，寻遍校院都没有。母亲慌神了，我心里也没底！平时奶奶抱着儿子是不出校门的，最多也就在门口给儿子买块炸糕吃，能去哪里呢？还转向！一霎时，我想了好多好多，想到了奶奶初来时领她熟悉环境的情况，想到她说毛头头的事情，想到她“快开支了吧”那有意无意地一问；想到小时候一大早起来，她便抱上我去二奶奶炕上跪着祷告的情况……我心里一动，对母亲说，奶奶会不会去“聚会”呀？母亲也觉得有可能，因为奶奶是几十年的基督徒了，在家时便没断参加“聚会”。只是来看重孙子了，一来没时间，再就是自己不知道“聚会”的地点，还转向，不愿给孙子增加负担，才间断了“聚会”。我曾听说一中附近有“聚会点”，于是便带母亲沿着闸口运河西岸的小路去找。当时教堂还被“一中”占着，几经周折，才在教堂北面的一处民居中，找到了参加“聚会”的奶奶。原来，她在校门口转着玩儿时，遇到了前菜市一位去“聚会”的妇女，心想反正没事做，便跟着那女人去“聚会”了。

　　奶奶的记性很好。我高考结束后曾告诉她：因为和发祥爷（族中一位读过书的长者）闲话，听到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故事，而语文卷多得了好几分。时隔多年，我已把这事忘了，奶奶却仍清楚地记得。孙子的不懂事，老人家也应该是有数的，只是不计较罢了！

　　后来我们搬过几次家，一次比一次大，一次比一次好。每搬一次，妻子都会催我回家把奶奶接来住几天。在奶奶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，为了不耽误上班，我们每天都会早起、带上奶奶没吃过的东西去看她。奶奶总是满足地说：“我的福真大！”

　　奶奶是2005年农历4月22日下午两点去世的。那天早晨我们见奶奶时，知道老人家时日不多了，但没想到走得这么快！但奶奶等着我们了：当我们赶回家，妻子把新买的褂子给奶奶穿上后，过了五分钟，奶奶便走了，走得很安详！她抱护了两年多、正在大学就读的重孙子，专程来家守灵，并决定送老奶奶至坟茔。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，他跪在老奶奶的灵前磕了三个响头，才一步一回首地返校去了……

　　（未完待续）